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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之争、上

　　李渊在建立唐朝后不久就立了长子李建成为太子。①

　　《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旧史对李建成的评价较低，不过
书中所记载的李建成过恶，有的不关大体，有的没有事实依据，纯属史官主观的
评语，虽不可不信，却也不能全信。②

　　在太原起兵后进击长安的战役中，当李渊等人因为种种原因而打算退兵返回
晋阳，李世民苦劝李渊不要退兵、按照既定计划行事的时候，李建成的意见也是
和他弟弟一致的。虽然他没能像李世民那样，强硬的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迫使
李渊改变打算，却还是能得出他具有一定战略眼光的结论的。而他另外几次领兵
在外作战的经历，虽然不像李世民那样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也是展现出了一定的
军事能力的。

　　与派李世民常年在外征战相比，李渊更多的是将李建成留在了身边。这样的
安排是很正常的，因为一则嗣君不轻出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二则李建成是有着多
谋难断的特质的，这种情况更适合于做参谋，而不是做独立领军的统帅。③

　　坐镇长安的李建成，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帮助李渊稳固所统辖地区的统治
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尽量开发人力物力，为在外征战的军队提供支援。虽
然坐镇朝廷的最高统治者是李渊，但身为太子的李建成，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一点是应该被肯定的。李渊对这个儿子的工作和能力也是比较满意和放心的，
这从他在天下尚未统一，统治尚未稳固的形势下，多次离开都城外出巡游的记载
就可以看出来。④

　　这样的一个李建成，是能够成为一个守成之主，乃至有一定作为的皇帝的。
他嗣长子的身份，和担任太子期间所作出的功绩，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也都是
能够保证太子地位不被动摇，在李渊去世后继位成为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的。

　　　　　　　　　　　　　　　　注释：

　　①：隋恭帝义宁元年，也就是公元６１７年的农历五月，李渊在晋阳起事，
同年十一月攻占长安。第二年五月二十日，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六月初
七立李建成为太子。

　　②：《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上说「建成、元吉又外结小人，内连嬖幸，
高祖所宠张婕妤、尹德妃皆与之淫乱。复与诸公主及六宫亲戚骄恣纵横，并兼田
宅，侵夺犬马。同恶相济，掩蔽聪明，苟行己志，惟以甘言谀辞承候颜色。」，
在其后的「史臣曰」里更是说「建成、元吉，实为二凶。中外交构，人神不容。」

　　《新唐书高祖诸子传》上说李建成「资简弛，不治常检，荒色嗜酒，畋猎无
度，所从皆博徒大侠。」

　　《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七卷》上说李建成「渐昵近小人，疾秦王世民功高，
颇相猜忌」，「饮酒无节，及信谗慝，疏骨肉……所为如故。」

　　三本书的记载中，像好色饮酒乃至游猎等，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是无关大体
的；像拉朋结党、通过各种手段在朝廷和宫中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和势力的作法，
恰恰是一个政治人物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李建成如此，李世民也概莫能外；像
与自己父亲的嫔妃淫乱的记载，则更是毫无证据的一面知词，其来源为玄武门之
变前一天李世民向李渊进行的诬告；像「史臣曰」中纯粹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主观
诬蔑，就更是完全没有参考价值。至于《通鉴》上所说的李建成与李世民的斗争，
则更是已经进入太子争夺战之后的事情，因为他争夺的失败，我们自然可以说他
与李世民相比缺乏足够的权术才能，淡我们却不能将他的这一争夺本身作为政治
上的罪状和污点。

　　综上，就可以得出正文中的结论。

　　③：李渊打算退兵的事情发生在公元６１７年的农历七月，《资治通鉴第一
百八十四卷》所记相关内容如下：雨久不止，渊军中粮乏；刘文静未返，或传突
厥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渊召将佐谋北还。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连兵
据险，未易猝下。李密虽云连和，奸谋难测。突厥贪而无信，唯利是视。武周，
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会，且义兵家属在焉，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李世
民曰：「今禾菽被野，何忧乏粮！老生轻躁，一战可擒。李密顾恋仓粟，未遑远
略。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武周虽远利太原，岂可近妄马邑！本兴大
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当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今遇小敌，遽已班师，恐从义
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为贼耳，何以自全！」李建成亦以为然。渊不
听，促令引发。世民将复入谏，会日暮，渊已寝；世民不得入，号哭于外，声闻
帐中。渊召问之，世民曰：「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
乘于后，死亡无日，何得不悲！」渊乃悟曰：「军已发，柰何？」世民曰：「右
军严而未发；左军虽去，计亦未远，请自追之。」渊笑曰：「吾之成败皆在尔，
知复何言，唯尔所为。」世民乃与建成夜追左军复还。丙子，太原运粮亦至。

　　这里李建成的「亦以为然」显然是对李世民所说的一番话以为然。此时离李
渊起事不久，成败尚未可知，自然也就谈不上所谓的继承人之争，这时候尚显稚
嫩，未有太大功绩的李世民，在大了十多岁，年界而立的李建成心中不大可能有
什么对手的成分在。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这种一方面是父亲，一方面是弟
弟的情况下，李建成显然也不可能因为照顾弟弟情绪面子之类什么的而应声附和。
因此，李建成的「亦以为然」的确是「亦以为然」，即他是独立的对事态做出了
正确的，跟李世民一样的判断，表现了他具备一定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

　　然而，在李渊拒绝了这样的正确意见后，李建成却没能再继续坚持，相应的，
李世民却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却最终迫使李渊改变了决定。
从这里，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此时的李世民虽然因为年龄、经验等关系还不能说
是一个杰出的军事统帅，但却已经具备——而且是相当程度上的具备——了一个
军事统帅所应有的敢于判断，敢于坚持和实践判断的素质。相反，李建成的变化
——无论他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怎样——则说明了他缺乏作为一个优秀的，甚
至是合格的军事统帅的条件。李建成的这种能够独立判断和分析形势，并在这分
析上提出自己的相应建议的特点，是更适合作为一个幕僚的，至少相对一个军事
统帅来说是如此。

　　④：在李渊攻占长安，建立唐朝后，包括李世民所率领的在内的在外征战的
军队，从来没有出过严重的后勤补给（包括粮草和兵源两方面）的问题，只在一
两个例子中（这例子的主角就是李世民）有一点例外，但这例外的原因不是补给
的能力，而是政治斗争所造成的故意不作为。

　　关于李渊的频繁出游，在新旧《唐书》和《通鉴》中记载的十分详尽，这里
就不一一列举了。

[ 本帖最后由 旅馆 于 2009-3-8 20:2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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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之争、中

　　李渊是有任人唯亲的毛病的，在亲上惟有李建成、李元吉能与之相比，在能
上也只有李靖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李世民，就是他在军事上最大的王牌。相应的，
具备着杰出才能和远大志向的李世民，也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唐王朝统一天下
的最主要的功臣。

　　李世民又是一个有着极大抱负，并具备实现这种抱负的能力的人，他在征战
的过程中，得到了大量忠于他的文武人才。另外，多年在外征战的经历，让其由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统帅，在个人能力的提升上，也是非常
巨大的。①

　　如此一来，李世民在地位和权势这样的硬实力上固然是如日中天，在威望，
个人能力和人才集团这样的软实力上也是无人能匹。

　　李建成在李唐建立之初的时候，相对自己的这个弟弟来说，还是有一定优势
的。这种优势主要是因为他的嗣长子身份，但与他在开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与
李世民基本并驾齐驱的功绩也是不无关系。在统一天下的战争中，李建成的声望
和权势固然有所提高，个人能力和人才集团方面，也是有所增强，但这种提高和
增强的速度，相对于李世民来说实在是太慢了，甚至可以忽略不计。②

　　如此一来，李建成在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与李世民相比就都有着较大
的劣势了。他所能依靠来弥补这种劣势，维持他与自己这个弟弟的平衡的，就只
有自己的太子之位，及其所带来的超出一般皇子的权势和地位了。

　　李渊不是那种对自己儿子也分外猜忌的人，相反，他对自己三个嗣出的儿子
是相当宽容甚至放纵的，不但「太子、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
遇如家人礼。」甚至「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太子和秦王李世民、
齐王李元吉的命令，竟然与皇帝李渊的诏敕具有同样的效力，这样上下不分，自
然就搞得「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本段所引皆出《资治通鉴？
第一百九十卷》）了。

　　李渊的皇权，在一些方面与李世民的王权相比，都不再具有绝对的上下之分，
李建成的太子权就更不用提了，太子应有的超出普通皇子之上的权势和地位，也
就因为李渊的放纵而消失于无形，只剩下皇位继承人这一空名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李建成就完全失去了与李世民对抗的客观实力（东宫卫队
这一关键因素，也早就因为秦、齐二王府被李渊授予同样的权利而消弭了质的差
距，只剩下了量的区别），不能不感觉到自己的太子之位受到极大冲击。

　　武德五年（公元６２２年）的时候，担任太子中允的王珪和担任太子洗马的
魏征，曾经跟李建成说过这样一番话：「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
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
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卷》）

　　由此可见，在李世民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李建成的境地一度是很危险的，已
经不是什么无所适从的问题，而是处于朝不保夕的危机感中，不得不想办法挽救
局面了。虽然李建成按照二人的建议，取得了讨伐刘黑闼的机会，取得了胜利，
捉住了刘黑闼并将其斩首。但正如魏征所说的那样，二次反叛的刘黑闼（刘黑闼
的第一次反叛是被李世民平定的）已是不成气候的残羹剩饭，这次胜利，没能给
李建成带来太大的回报和帮助。③

　　①：李渊起事的时候，李世民年仅十八岁，在这个时候，能够说属于他这一
派势力的只有刘文静，而他在唐朝建立后很快就被处死了。后来忠于李世民的文
武人才，大多都是李世民在四处征战的过程中收拢旗下的，像这样能够将天下人
才纷纷收归旗下，并取得他们的近于绝对服从（当然侯君集等少数几人是例外，
但那也是很久以后，在新的形势下发生的事情了，事实上，在玄武门之变之前的
一段时间里，在李世民危在旦夕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史料表明侯君集曾有过丝毫
动摇，更不用说二心了，相反，他在玄武门之变中，更是立下了可以与尉迟恭相
提并论的功绩），是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事情，恐怕惟有汉高祖刘邦可以与之相比
较。（汉光武也以能团结人才著称，但对比一下他们所团结在旗下的人才，就可
以发现汉光武是在相当程度上借助了地利，不像李世民那样，天南地北，各式各
样的人才都能百川汇聚，物尽其用，另外，汉光武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有着巨大的
外在压力，但在内部，却从来没有经验过李世民那样的考验）像这样的事迹，本
来是十分引人注目，只是由于李世民本人在军事政治上的能力太过突出，这才失
去了光芒。

　　②：在外征战的将军，相比在家维持这征战并进行发展的重臣，总是会获得
更大的声望，这就是为什么史家眼中对刘邦的重要性无人可比的萧何，在民间的
知名度却远较韩信为逊的原因。刘邦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还有刘邦的亲历亲为，
还有其他著名将领的四处征战，但在唐初，由于李渊任人唯亲的毛病比较严重的
原因，更因为李世民军事才能过于突出的原因，李唐的统一天下，竟在很大程度
上成了李世民的一手为之。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建成保障后方和支援前方的杰出
成就，相比李世民的功绩来讲就是黯然失色了。

　　③：武德三年至四年（公元６２０- ６２１年），李世民打出了震惊天下的
一战，一举消灭了王世充、窦建德这两股最大最硬的势力，使群雄纷争、扑朔迷
离的局面一转而变为李唐统一脚步不可阻挡的形势。相应的，李世民的声势威望，
官爵权势也一跃而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由于身为皇子的李世民起点就很高，往
上提升的余地不大，李渊在这一战后不得不想尽办法创出一个天策上将的名号来
对他进行封赏），此时李世民耀眼的光芒甚至盖过了李渊的风头，更不用说太子
李建成了。

　　更可怕的是李世民丝毫没有放缓脚步，他在第二年再接再厉，击溃刘黑闼，
吓降杜伏威，眼见着就要将残余的割据势力一一碾碎。

　　在这样的形势下，李建成不可避免的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于是当已经在李
世民面前彻底输了一场的刘黑闼，借助突厥的力量再次卷土重来的时候，魏征向
李建成说了正文中的那番话，劝他一定要取得代替李世民征伐此时已经成了软柿
子的刘黑闼，借此增加声势威望，收纳人才，以及建立自己的地方势力。然而即
使这样的目的完全达成，在魏征看来也只不过是「庶可自安」，智能勉强的，暂
时的缓解一下迫在眉睫的太子之位被李世民取代的危险。

　　李建成成功的取得了这一机会，也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这胜利却并没能为
他增加多少声势和威望，至于收纳才人和建立自己的地方势力这两点，从后面的
情况发展来讲，更是没有取得丝毫的成果。

[ 本帖最后由 旅馆 于 2009-3-8 20:31 编辑 ]

　　　　　　　　　　　　　　太子之争、下

　　给李建成带来转机的，是李渊。在自己的几个儿子中，李渊的确对李世民有
所偏爱，但他并没有改立太子的意图，这一来是鉴于他所亲见的杨隋的教训（杨
坚废太子杨勇改立晋王杨广，结果杨隋二世而亡，杨坚自己也不得好死。关于杨
坚是否正常死亡，史家的意见并不统一，不过从《通鉴》等书相关的记载来看，
杨坚被杨广杀死的可能性很大），二是由于前面所说的，李建成并无大的过失，
是一个合格乃至稍有可称的继承人。①

　　另一方面，李世民对太子这一皇位继承人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对李
渊这位皇帝的冲击：李渊在李建成、李世民这对兄弟的冲突中，天然的是前者的
联盟。随着李建成的太子地位越来越危险，李渊也就越来越倾向于他，越来越成
为他的坚定盟友。李元吉这个老四（老三李玄霸早死），随着年纪的成长（生于
仁寿三年，即公元６０３年），也逐渐卷入了这场太子之争，而他，也是站在了
李建成这边。②

　　李世民终究是一个功臣而不是权臣，他虽然在声望和才能上超出了不少成功
篡位的奸雄，在实际权势——尤其是中央朝廷方面，相对李建成来讲却并无太大
优势，相对握皇权于手中的李渊来说，更是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在太子之位
的争夺上，他虽然在表面上一度取得领先，呈现出取而代之之势，但在实地里，
却从来没能对李建成的太子之位达成根本性的动摇。③

　　伴随着唐王朝统一战争逐步的走向尾声，李世民这张王牌，在李渊的手中也
就慢慢淡去了颜色，不再是那么不可或缺了。这时候，李世民在这场太子争夺战
中的形势，就要急转直下，由全面进攻变为防守反击了。④

　　　　　　　　　　　　　　　　注释：

　　①：身为开国君主的李渊并非一个昏庸的帝王，事实上他在某些事情的见解
上是当时尚显稚嫩的李世民所不及的，他未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不是因为他的优
势不够突出，而是因为他的劣势较为明显，这一点如同一个由多块木板拼凑而成
的木桶能装多少水，不是由最长的木板掌握，而是由最短的那块决定一样。（关
于李渊的见解深刻之处，可以参看王夫之《读通鉴论》相关部分）

　　在李建成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的情况下，这样一个老谋深算的李渊是不
可能不感受到的。在已经证明了李世民是大唐统一天下的最大利器和王牌的情况
下，李渊却一反当初让李建成坐镇长安，李世民外出征讨的做法，答应了李建成
的请求，让他代替李世民前去征讨卷土重来的刘黑闼，就不能不说李渊是因为某
种原因的有意为之。而结合上面所说的当时的形势，很容易就可以得出他是想借
此巩固李建成的太子之位的结论。

　　历来的论者，大多认为李渊在自己的儿子们针对继承人地位进行激烈的争夺
时不作为，这样的结论不但有违常理，而且在事实上与史料的记载相悖：这里所
说的以李建成代替李世民出征的决定，就是李渊的作为之一。如果细心发掘史料，
我们会发现李渊的这种作为还是不少的。当然，这样的作为是否取得了他想要的
效果，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②：《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卷》武德五年（公元６２２年）「淮阳王道玄之
败也」条下，记载了本文「太子之争、二」中所引的关于「子令、秦、齐王教与
诏敕并行。」的事情，在这一段后，《通鉴》还有如下一段记载：世民平洛阳，
上使贵妃等数人诣洛阳选阅隋宫人及收府库珍物。贵妃等私从世民求宝货及为亲
属求官，世民曰：「宝货皆已籍奏，官当授贤才有功者。」皆不许，由是益怨。
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给田数十顷。张婕妤之父因婕妤求之于上，上手敕赐之，
神通以教给在先，不与。婕妤诉于上曰：「敕赐妾父田，秦王夺之以与神通。」
上遂发怒，责世民曰：「我手敕不如汝教邪！」他日，谓左仆射裴寂曰：「此儿
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尹德妃父阿鼠骄横，秦王府属杜如
晦过其门，阿鼠家童数人曳如晦坠马，殴之，折一指，曰：「汝何人，敢过我门
而不下马！」阿鼠恐世民诉于上，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上复
怒责世民曰：「我妃嫔家犹为汝左右所陵，况小民乎！」世民深自辩析，上终不
信。

　　这里所记的这两条事迹，除了能够证明李建成在宫中关系网的营建中相对于
李世民有较大优势外，还有更值得注意的一点，那就是李世民因为软硬两方面实
力的迅速扩张所带来的冲击，不但让李建成有了危在旦夕的危机感，也让李渊产
生了强大的压力：他「我手敕不如汝教邪！」的话，不是代李建成而发的，甚至
也不是代张婕妤发的，而是为「我」，为「我」的「手敕」反而「不如」「汝
（李世民）」的「教」这一严重混淆了尊卑上下的事实而发的，是李渊在自己天
子这一至尊的地位，在某些方面因受到李世民的强烈挑战，而严重动摇地客观形
势下而不由自主的，难以遏止地产生的愤怒情绪的表现。

　　如果说在之前李渊还曾有过改立李世民为太子的心思（无论多么微弱和隐晦，
这样的心思的产生，对李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一则是作为一个父亲的他，的确
对李世民这个儿子有所偏爱，二则是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的觉悟，在历代的帝
王中很少有人能做到，即使得到了司马光的极力称赞的李世民，也产生了这样的
心思，只不过最后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将其斩断了。）那么在发生了这样的冲击之
后，这种心思产生的土壤就完完全全的被剥夺干净了：任人唯亲的前提而出发点
是「我」，在「我」受到了「亲」的严重冲击的情况下，这「亲」也就不成其为
亲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李渊对李建成的支持就是必然和不可更改的了：他在这时
候对李建成的支持，也就是对自己的支持，李建成太子地位的稳固，也就是他自
己至尊地位的稳固。

　　李元吉在这场太子之争中的变化发展，相对李建成和李世民这对直接当事人
以及李渊这个间接当事人来说，所起的作用虽不是可有可无，但却的确不是决定
性的，因此本文不做过多论述。

　　③：通过前文的论述，李世民从来没能对李建成的太子之位达成根本性的动
摇这一事实已经很明了了。这里明确一下功臣、权臣这两个概念的异同。

　　在现代汉语词典（第５版）中，对这两个名词的释义分别如下：

　　功臣：有功劳的臣子，泛指对某项事业有显著功劳的人。

　　权臣：掌握大权而专横的大臣。

　　由此可见，功臣着重的是功绩，权臣着重的是权力（权势）。李世民是功臣
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他是否同时还是权臣呢？答案是不是，在李世民率领军队在
外征战的时候，手握大军指挥权的他无疑是有着很大的权力的，然而一旦他的军
权被收回，他在唐朝朝廷中的地位就急转直下了，这一点在注释②中李世民面对
张婕妤、尹德妃等人的攻击的时候（尤其是这样的攻击是诬告的情况下）无能为
力的表现就能得到证明。更重要的是，李世民对自己手中的军权是否被收回这件
事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发言权，更谈不上决定权，这就代表着他缺乏了成为权臣
的一大重要前提，那就是完全谈不上对有着决定性作用的大权进行「掌握」。因
此，李世民只是李唐王朝的一大功臣，而不是——从来也不是——李唐王朝的权
臣。

　　在自身未能成为掌握决定性大权的权臣的情况下，李世民想要对在太子之位
的争夺中取得实质上的优势，就需要取得在这件事上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李渊的支
持。但从上面的分析中已经得出了李渊是李建成的天然的——并逐渐发展成了不
可更改的——联盟的结论，在这样的情况下，李世民当然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支
持的。因此，虽然李世民由于自己软硬两方面的实力的强大，而一度让李建成乃
至李渊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表面上一度呈现出不可阻挡的势头，但他却从来
没能对李建成的太子之位达成根本性的动摇。

　　④：在注释③中已经分析出了军权不在李世民掌握之中的结论，很显然，掌
握这一权力的是李渊。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是李唐王朝能否统一天下乃至生存下去
的一大基本条件，由于李世民杰出的军事才能，还由于李渊任人唯亲的毛病（注
意，这里的亲不再是拿来与李渊本人比较，而是拿来与李靖等没有血缘关系的将
领和大臣进行比较），掌握在李渊手中的军权便在相当程度上的不时被交到李世
民手中。在开始的时候，李渊的这一转交自然是心甘情愿的，但在他受到了李世
民的强烈冲击之后，这样的转交就是形势所迫之下的不得已而为之了，这样的情
况愈是到了后来便愈明显。

　　因此，在割据势力纷纷被消灭，在李唐王朝的统一已经不可逆转并接近达成
的情况下，这样的转交就不但在主观上存在着强大阻力，在客观上也越来越缺乏
必要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李世民的角色，便由原来的大多数时候是在外征战，号令
军队的统帅，变成了大多数时候在朝廷和宫廷事务上处处受到制约的功臣了。此
时的李世民，在太子之争上，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再咄咄逼人（虽然这咄咄逼
人的态势始终只是表面上的）的进攻了，相反，他的形势便要急转直下了。

[ 本帖最后由 旅馆 于 2009-3-8 20:32 编辑 ]

　　　　　　　　　　　　　　杨文幹事变、上

　　这样的转变，本来应该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既取决于客观形势的变化，也决
定于李渊等人主观意志的转变。比如李渊是让李建成而不是李世民去讨伐刘黑闼
的二次叛乱，比如李渊对他最亲信的大臣裴寂说：「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
教，非复昔日子也。」比如他轻信嫔妃对李世民的诬告，但对李世民的「深自辩
析」，却是「终不信」。这都表明李渊的态度在逐渐改变，由仅仅无废立太子之
意逐渐的转向防范李世民。（本段所引皆出《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卷》）

　　但一次影响巨大的事件，却让这种渐变变成了突变，让李世民一下子跌到了
深渊。这个事件就是杨文幹事变。由于此事的重要性，这里把史书（主要依据《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的相关部分，兼以《旧唐书》、《新唐书》为补充）
中对该事变的记载叙述如下：武德七年（公元６２４年）六月初三，李渊离开长
安前往仁智宫避暑，李世民与李元吉同行，李建成留在长安镇守。此时已与李建
成结为一党的李元吉，已经有了从肉体上将李世民消灭的想法，因为李建成的阻
止才没有付诸实施。在这个时候，李元吉更是劝李建成乘机搞掉李世民。①当时
的庆州都督杨文幹，原来曾担任过东宫禁卫的职务，和李建成关系密切。李建成
在以前的时候，曾经私下里指使他募集勇士送给他自己作为私人武装。这时李建
成又派遣尔朱焕和乔山公这两个东宫中级军官，给杨文幹运送铠甲。结果尔朱焕
和乔山公在中途的时候跑去仁智宫向李渊告发了此事，说李建成指使杨文幹造反，
准备里应外合对付李渊。同时，宁州（在仁智宫附近）也有个叫作杜凤举的人前
来告发此事。

　　由于庆州离仁智宫不远，此事如果属实，那李渊的处境就非常危险，又惊又
怒的他就找了个理由，派人前去召李建成前来仁智宫。得知消息的李建成恐惧不
敢前往，一个叫徐师谟的幕僚劝他起兵造反，不过在最后他还是听从了另外一个
幕僚赵弘智的建议，轻装前往仁智宫向李渊请罪。

　　李渊马上就把李建成囚禁了起来，然后又派大臣宇文颖前去召杨文幹（自然
又是找的别的理由），宇文颖见到杨文幹后却将实情告诉了他。在六月二十四日
的时候，杨文幹就干脆起兵造反了。

　　李渊得知消息吓得不轻，一方面派人前去讨伐，一方面就召李世民前来，让
他率领军队前去讨伐杨文幹。李世民表示杨文幹不足为虑，派遣一员大将前去就
足够了。李渊认为此事既然牵连到了太子李建成，响应的人恐怕会很多，执意让
李世民前往，还向他许诺说平叛回来后就立他为太子，将李建成降为蜀王。这是
六月二十六日的事情。②当天晚上，李渊因为担心一旦难发，夜间在仁智宫难以
应对，就离开仁智宫前往山外扎营，在第二天白天才返回。

　　李世民出发后，李元吉和嫔妃们不停给李建成说情，大臣封伦也为其营解，
结果竟说得李渊回心转意，将李建成放回长安，继续镇守。同时将此事的性质定
为兄弟不和，归罪于东宫中允王珪、东宫左卫率韦挺和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将
三人都流放了。（其中前二人是李建成东宫官员，杜淹是李世民天策府的属官）
③李世民对此并不服气，派人给杜淹送去了三百两黄金。（此事见《旧唐书》及
《新唐书》的《杜淹传》，其中前者说李世民「知淹非罪」，后者说李世民「知
其诬」。）

　　李世民率军进抵宁州后，杨文幹的部队全部溃散。七月五日，杨文幹为自己
的手下所杀，宇文颖则被李世民捉住，在送到长安被李渊质问后斩首。④以上就
是杨文幹事变的过程。

　　①：《资治通鉴》原文如下：初，齐王元吉劝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
当为兄手刃之！」世民从上幸元吉第，元吉伏护军宇文宝于寝内，欲刺世民；建
成性颇仁厚，遽止之。元吉愠曰：「为兄计耳，于我何有！」

　　要在政治上搞掉一个人，直接从肉体上将其消灭未必是最高明的办法，但却
绝对是非常直接而有效的方式。这里的李建成不同意李元吉直接从肉体上将李世
民搞掉的建议，固然难免与他的能某善断的性情缺陷有关，但却不能说没有「性
颇仁厚」的因素在里面。

　　此时，李唐王朝统一天下的进程已基本结束，李世民因为自己军事上突出的
才能，而对李渊和唐王朝所形成的不可或缺性已经从根本上丧失了。（当然，这
是在将突厥的外患这一因素置之度外的情况下的情形。）在这样的形势下，李渊
对李世民的态度，固然会因为他不再有机会像之前那样对自己产生强烈的冲击而
有所缓解，但同时，一旦出现李世民继续对自己产生强烈冲击或别的让他难以容
忍的状况，他却会因为少了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更大程度上的依据自己的主观意志
行事。也就是说一旦出现需要用兵的情况，李渊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把兵权交给李
世民所带来的后果将不再是灾难性的，进一步而言，如果因为某些原因而需要彻
底剥夺李世民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前途，李渊也只需要跨过心里的坎儿就行了，因
为这样做不会带来难以承受的后果，对他来讲也就缺乏必要的客观制约。

　　可以设想李建成、李世民兄弟（包括李元吉）对李渊的这一心理是有着基本
上较为准确的把握的。那么在至少早在两年前（也就是武德五年），李建成和李
世民关于太子之位的竞争在客观上就已经很白热化，而且李建成至少在表面上是
处于劣势的局面下，作为太子之位竞争者的李建成，就有着充分的理由从政治上
削弱乃至搞掉李世民的理由，又由于上面的分析，李建成搞掉李世民的所带来的
后果（对李建成来讲），肯定会是得大于失的。（在李渊年事已高，并且只有三
个嗣出的成年儿子的情况下，一旦李世民被李建成和李元吉搞掉，他无论如何都
无法做出将这另外两个儿子也搞掉的选择——这一点无论是对作为父亲的李渊来
讲还是作为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的李渊来讲都是如此）

　　因此，李建成拒绝李元吉从肉体上将李世民消灭的建议，就不是出于客观因
素的制约，而只是被自己的主观意志所劝阻。很显然，作为太子之争中的一方，
也就是作为政治斗争中的主角的李建成，是缺乏这样的主观意志的，那么，这就
只能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作为一个面对小自己十多岁的弟弟的兄长时的他的恻隐
之心了。不管李建成是否知道这样的选择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不管李建
成是否是认为自己不必依靠这样的手段也可以在这场太子争夺战中胜出，他能够
在这时候因为恻隐之心而拒绝李元吉的这一建议，都是配得上《通鉴》「性颇仁
厚」的评价的。

　　政治斗争是无情的，但这不是说参与政治斗争的人物没有感情，而是说他们
将这感情牺牲了。

　　②：《资治通鉴》原文如下：甲子，上召秦王世民谋之，世民曰：「文竖子，
敢为狂逆，计府僚已应擒戮；若不尔，正应遣一将讨之耳。」上曰：「不然。文
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
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

　　这样的对话，不像是一个军事家与一个统帅（这里的统帅是指李渊）针对军
事上的形势进行战略战术上的分析探讨，而像是一对买卖的对象在进行讨价还价。

　　在一般的买卖中，掌握主动总是卖家，因为货在他手中，因为他知道货的底
线（底价），但在这里，掌握主动的却成了买家。李渊的丧失主动权情有可原，
因为未能充分掌握相关信息的他难以对形势作出客观的判断（事实上他是将形势
估计的过于严重），也就是无法把握自己的底线。与此相比，李世民的掌握主动
权就显得有些不正常了，因为如果不是什么特别的原因，他对相关信息的掌握至
多也只能与李渊持平，即使他因为自己杰出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才华而能较为小范
围的圈定这次反叛的性质和程度，那他的反应也只应该是对李渊的分析进行补充
和更正，并就此制定相关的对策而已，是不至于就此进行讨价还价，进而在取得
了想要的价格之后就突然变得一切尽在掌握了。

　　从后面的事态发展可以看出，李世民在叛乱的形势上的确是成竹在胸的，这
已经很可疑了。不过还有更可疑的，这一点后面再进行分析。

　　③：《资治通鉴》原文如下：世民既行，元吉与妃嫔更迭为建成请，封德彝
复为之营解于外，上意遂变，复遣建成还京师居守。惟责以兄弟不睦，归罪于太
子中允王、左卫率韦挺、天策兵曹参军杜淹，并流于州。挺，冲之子也。初，洛
阳既平，杜淹久不得调，欲求事建成。房玄龄以淹多狡数，恐其教导建成，益为
世民不利，乃言于世民，引入天策府。

　　这里先将原文引用在此，分析在后面进行。

　　④：此事《资治通鉴》的记载颇为简略，容易让人误会李世民在当时就将宇
文颖诛杀了。但《新唐书》则十分详尽的，将宇文颖被擒，送往长安，被李渊质
问，及最后被诛杀的过程记载了下来，事见《新唐书？隐太子建成传？附宇文颖
传》

[ 本帖最后由 旅馆 于 2009-3-8 20:33 编辑 ]

　　　　　　　　　　　　　　杨文幹事变、下

　　　　　　　　　　　　　　此事疑点颇多：

　　　　　　一是尔朱焕和乔山公为何会突然叛变李建成上告；

　　　　　　　　二是宇文颖为什么要将实情告诉杨文幹；

　　三是李元吉等人——尤其是封伦——对李渊都说了些什么，竟然能让李渊一
下子就放下了对李建成的戒心，放「虎」归山；第四个问题与第三个问题是紧密
相连的，那就是李渊的处罚为何会如此莫名其妙，不但不履行自己改立太子的许
诺，也不对立下了镇压叛乱大功的李世民加以褒赏，反而将其与「反叛」的主谋
李建成各打五十大板；第五个问题是一向有理必争，争之必得的李世民，为何没
有对这样明显不公的处理决定发出异议，而只在私下里对被流放的杜淹做出经济
上的补偿。

　　在进行分析前，先来看看《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 ４] 壬戌，庆州
都督杨文幹反。」条下，在「初，齐王元吉劝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这一段后的
这一段记载：「建成擅募长安及四方骁勇二千余人为东宫卫士，分屯左、左长林，
号长林兵。又密使右虞候率可达志从燕王李艺发幽州突骑三百，置宫东诸坊，欲
以补东宫长上。为人所告，上召建成责之，流可达志于州。」

　　若将给杨文幹运送铠甲一事因李渊在附近避暑这一特殊情况排除在考虑之外，
那么这一事件的严重性是远不及在京师招募骁勇的，更无法与与李艺这样的地方
势力联合壮大自己的实力的行为相比较。（稍微了解一点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这
样在京师私自招募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是多么严重的的罪行）然而，李渊在知道
了这些情况后，却只是对李建成「责之」和流放了他一个无关紧要的下属，这样
的处罚简直可以用不痛不痒来形容。

　　即使没有前文的种种分析（即李渊在这场太子之争中的倒向），仅仅凭借李
渊的这一态度，李建成和他的下属们就能看出李渊对他是多么的宽容乃至纵容了。
这就产生了杨文幹事件的第一个疑点：尔朱焕和乔山公二人为何会的突然背叛李
建成？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存在，支持他们作出这样的选择所需要的心理动机所
在难就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关于宇文颖将实情告诉杨文幹的事情，《旧唐书》记载的十分简略，《资治
通鉴》说：「（李渊）遣司农卿宇文颖驰召文幹。颖至庆州，以情告之，文幹遂
举兵反。」，《新唐书》说：「帝遣司农卿宇文颖驿召文幹，元吉阴结颖，使告
文幹，文幹遽率兵反。」

　　《通鉴》里的「以情告之」和《新唐书》里的「告文幹」所透露的信息是一
致的，那就是宇文颖违背了李渊的指示（隐瞒事情真相，找一个缘由将杨文幹召
到李渊所在处），将发生的事情（包括尔朱焕和乔山公告发和李建成被囚禁）实
打实的告诉了杨文幹。至于宇文颖这么做的原因，《通鉴》没有讲，《新唐书》
则将其归结于李元吉的指使。

　　《新唐书？隐太子建成传？附宇文颖传》是这么记载宇文颖的：宇文颖者，
代人。自李密所来降，为农圃监，封化政郡公。性贪昏，与元吉厚善，故豫文干
谋。事败，帝（李渊）责曰：「朕以文幹叛，故遣卿，乃同逆邪？」颖无以对，
斩之。

　　宇文颖在受命前往驰召杨文幹时的职务是司农卿，司农寺的最高长官，这虽
然说不上有多大的实权，但却是相当体面的高级职位（司农卿为从三品）。宇文
颖既然能混到这样的高位，李渊又放心让他前去做传召杨文幹这份危险的工作，
说明他还是有些本事的，不可能不清楚自己将实情告诉杨文幹的选择意味着什么，
他也该知道自己的这一选择对自己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让
他冒着失败就会身死名辱的危险作出这样的选择，没有相当强大的动力是不可能
的。因此，他在被李渊责问时的「无以对」，也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而只是
不愿交待自己的动力是什么而已。

　　对此，先假设他的这一动力来自李元吉，也就是说他的确是如《新唐书》所
说受李元吉的指使。

　　作为老三的李元吉（实际上是老四，老三李玄霸早死），也是有着夺取太子
之位的野心的，但他既不具备李建成嫡长子的身份，又没有李世民的威望和能力，
在李渊那里也不受到特别的宠爱，他想要达成自己的野心，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在
李建成和李世民斗得两败俱伤的情况下渔翁得利。

　　李元吉曾担任副手与李世民一起出征，他对自己这个英武出众的二哥是有一
些佩服乃至畏惧的，相反，对大哥李建成则不是很瞧得起，再加上李世民在太子
争夺战中一度展现出的咄咄逼人的锋芒。李元吉想要达成自己的目的，就要拉李
建成一把，因为李世民的轻松胜出相对于他们两败俱伤乃至于相对于李建成的轻
松胜出，对他来讲都是十分不利的。事实上，李元吉正是这么做的，在太子之争
中，他至少在表面上始终站在了李建成这一边。

　　回到现在，看看在李建成被囚禁，李渊怒不解，在他看来也十分危险的情况
下，李元吉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所能作出的最好选择。很显然，如果不发生什么变
化，李建成在政治上的前途将就此基本终结，而不知情的杨文幹的前来，将是这
终结的最后一击。李建成的就此完蛋，将造成李世民的轻松上位，同时也就断绝
了李元吉的希望。因此，李元吉在此时不能任由事态发展，必须有所作为。

　　那么，李元吉是否有足够的理由指使宇文颖将实情告诉杨文幹呢？杨文幹在
得知实情后，起兵几乎是唯一的选择。这起兵如果失败，自然是无法挽救李建成，
甚至有把李元吉牵扯进去的危险，但这起兵一旦成功，那么李渊和在李渊身边的
李世民就会都被控制住，不管是否能够借此机会将李建成一并搞掉，对李元吉来
讲都是辉煌的胜利。

　　但是，虽然当时的形势在不知就里的李渊眼中十分危险，但作为杨文幹等人
后台的李元吉却是很清楚实际的情况的：此时他们的实力，还没有一举将李世民
搞掉的把握，更没有将李渊搞掉的准备，因此，杨文幹的起兵，几乎没有成功的
希望，这一点从后来的事态发展也得到了证明。

　　因此，宇文颖受李元吉指使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而宇文颖在事败后的表现，
则更加减小了这一可能性：从李渊在位的整个武德年间的历史来看，无论是李建
成和李元吉，在收买原本不属于自己势力的人物上几乎没有成功的范例，更不用
说让一个高级别的大臣为其卖命，致死也保持忠诚了。相反，倒是李世民，既有
着众多的成功收买人心的事例，更有着让张亮在实情败露后为其守口如瓶，让李
渊无可奈何的光辉范例。

　　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宇文颖的确是受李元吉指使，那他在李世民出发后，
不是选择去做里应外合的准备，而是前去劝说李渊，就不仅仅是本末倒置，而是
有着根本的冲突了。因为只有在认定李建成已经不可能翻身的情况下，李元吉才
会作出指使宇文颖这样的孤注一掷的选择；相反，如果他还抱有通过改变李渊态
度的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他就不会选择指使宇文颖，因为那是在毁灭自己的
这一希望。

　　综上，《新唐书》中宇文颖是受李元吉指使的这一记载，是站不住脚的，司
马光在《通鉴》中没有采纳这一材料，是有道理的。

　　李世民出发后，李元吉等人为李建成向李渊营解的记载，新、旧《唐书》与
《通鉴》所记基本一致，指出了参与营解的包括李元吉、李渊的妃嫔和封德彝
（封伦），但都没有记载营解的具体内容。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依据一些相关资料，大体分析出营解的方向和内容。
从李渊在「意遂变」后，不但放了李建成，还派他返回京师继续坐镇的应对，我
们首先可以肯定李渊已经相信了李建成的造反是乌须子有。

　　那么，李元吉等人的营解，便不是向李渊解释李建成的造反是多么的迫不得
已，情有可原，而是向他分析李建成的造反为什么是假的。这样的分析需要从两
个方向结合着进行，一是将被李渊认定是造反的举动（如运送铠甲）化解为普通
的违例（这里的普通是指将其类同于招募骁勇等作为），二是让李渊认识到李建
成缺乏造反的动力（从情理事理上）。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发现，要让李渊认同
这样的结论还是比较容易的，尤其是在这样内外夹攻的情况下（内李元吉和嫔妃
们，外大臣封伦）

　　然而如果仅仅是如此，李渊将李建成释放就足够了，大可以等到事态完全明
了之后再作进一步的处置（要知道此时李世民刚刚出发，还没来得及与杨文幹交
战呢）。要让李渊就此放心的让李建成回到京师继续坐镇，还需要更充分——事
实上用更迫切也许更合适一点——的理由。这理由同样该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
确认自己这边不会有危险，一方面是认识到京师可能会有变。确认前者或许仅仅
是了解了杨文幹的实力和相信李世民的能力就足够了，确认后者却非有确切的理
由不可。

　　在认识到了李建成的无辜后（这里的无辜当然是指他没有反意和反叛的事实，
而不是说他运送铠甲给杨文幹的事情），李渊也一样会对上面所提到的问题进行
分析（即时李渊自己没有意识到，封伦等人也会推着他走到这一步的），那就是
为什么尔朱焕和乔山公为何会突然叛变李建成，为什么宁州人杜凤举也会不约而
同地跑来进行同样的诬告。

　　分析到这里，可以得出一个也许不是很有趣，但却很致命，很惊人的结论，
那就是尔朱焕和乔山公等人叛变所需要的外来动力，宇文颖违背李渊指示将实情
告诉杨文幹所需要的强大动力，都隐隐的指向了表面上似乎与此事全无关系（除
了李渊派他前去讨伐镇压杨文幹的反叛外）的李世民。联系到李世民在与李渊讨
价还价时成竹在胸的从容态度，结合李渊放虎归山的放李建成回京师镇守的事实，
这一指向除了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进行证明外，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了。

　　如此一来，这几个让人头疼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尔朱焕和乔山公突然叛
变李建成上告是受李世民指使；宇文颖选择将实情告诉杨文幹是受了李世民收买
；李渊放「虎」归山，让返回京师继续镇守是因为他得到了前两个问题的答案；
李渊对李建成李世民各打五十大板，是因为他没有证据支持前面两个问题的答案，
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告诉李世民自己已经洞悉了事实；一向有理必争，争之必得
的李世民，之所以没对这看上去明显不公的处理决定发出异议，是因为这已经是
他在自己的计划失败并为李渊掌握的情况下所能取得的最好结果了。

[ 本帖最后由 旅馆 于 2009-3-8 20:34 编辑 ]

　　　　　　　　　　　　真实的杨文幹事变

　　在理清了这些疑点之后从头审视，便可以发现一个真实的杨文幹事变：

　　武德七年（公元６２４年）六月初三，李渊离开长安前往仁智宫避暑，李世
民与李元吉同行，李建成留在长安镇守。此时已与李建成结为一党的李元吉，已
经有了从肉体上将李世民消灭的想法，因为李建成的阻止才没有付诸实施。在这
个时候，李元吉更是劝李建成乘机搞掉李世民。

　　当时的庆州都督杨文幹，原来曾担任过东宫禁卫的职务，和李建成关系密切。
李建成在以前的时候，曾经私下里指使他募集勇士送给他自己作为私人武装。

　　普通人外出旅游尚且需要计划一番，身为天子的李渊要外出避暑，包括安全、
坐镇在内的诸多事宜就更是需要提前进行考虑和安排。身为太子并肩负李渊出游
时坐镇京师重任的李建成，当然是在李渊计划前去避暑的一开始就得知了消息的。
在李建成看来，李渊的外出，自然是给了他进行类似招募骁勇这样非法举措的时
间和空间。因此，当李渊等人到达仁智宫后，李建成便（又）派遣尔朱焕和乔山
公这两个东宫中级军官，给杨文幹运送铠甲。

　　运送铠甲的事情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无论是铠甲的来源和运送的路线，
都需要事先进行计划。因此，通过收买等手段在李建成身边安插了自己眼线的李
世民，也自然是提前知道了这一计划，进而能够针对这一计划策划并实施自己的
阴谋。结果受到李世民收买的尔朱焕和乔山公在中途的时候跑去仁智宫向李渊告
发了此事，说李建成指使杨文幹造反，准备里应外合对付李渊。同时，宁州（在
仁智宫附近）也有个受到李世民收买的叫作杜凤举的人前来告发此事。

　　由于庆州离仁智宫不远，此事如果属实，那李渊的处境就非常危险，又惊又
怒的他就找了个理由，派人前去召李建成前来仁智宫。得知消息的李建成恐惧不
敢前往，一个叫徐师谟的幕僚劝他起兵造反，不过在最后他还是听从了另外一个
幕僚赵弘智的建议，轻装前往仁智宫向李渊请罪。

　　李渊马上就把李建成囚禁了起来，然后又派大臣宇文颖前去召杨文幹（自然
又是找的别的理由），受到李世民收买的宇文颖见到杨文幹后却将实情告诉了他。
在六月二十四日的时候，杨文幹就干脆起兵造反了。

　　李渊得知消息吓得不轻，一方面派人前去讨伐，一方面就召李世民前来，让
他率领军队前去讨伐杨文幹。李世民表示杨文幹不足为虑，派遣一员大将前去就
足够了。李渊认为此事既然牵连到了太子李建成，响应的人恐怕会很多，执意让
李世民前往，还向他许诺说平叛回来后就立他为太子，将李建成降为蜀王，通过
讨价还价从李渊口中得到了想要的承诺的李世民便出发前去平叛了。这是六月二
十六日的事情。

　　当天晚上，李渊因为担心一旦难发，夜间在仁智宫难以应对，就离开仁智宫
前往山外扎营，在第二天白天才返回。

　　李世民出发后，李元吉和嫔妃们不停给李建成说情，大臣封伦也为其营解，
结果竟说得李渊回心转意，使其认识到李建成指使人运送铠甲的行为只是普通的
违法，并无造反的动机，并进而意识到将这一普通违法行为，严重成可以一举将
其从政治上搞掉的造反的行为很有可能是出于李世民的运作，为了断绝李世民借
机在京师进一步搞鬼的可能，李渊当即便将李建成放回长安，继续镇守。

　　在杨文幹被杀，宇文颖被擒后，一方面更加相信是李世民在背后运作，但却
缺乏相关证据的李渊，一方面为了做出解释（毕竟李建成的私自运送铠甲给地方
军官是违法的行为），另一方面为了对李世民做出警告，便（同时）将此事的性
质定为兄弟不和，归罪于东宫中允王珪、东宫左卫率韦挺和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
将三人都流放了。（其中前二人是李建成东宫官员，杜淹是李世民天策府的属官）

　　李世民对此并不服气，但此时的他已经知道自己的阴谋已被李渊识破，为了
尽快从中脱身，便没有对这表面上对自己十分不公的惩罚做出异议，只在私下里
派人给杜淹送去了三百两黄金。（此事见《旧唐书》及《新唐书》的《杜淹传》，
其中前者说李世民「知淹非罪」，后者说李世民「知其诬」。）

　　李世民率军进抵宁州后，杨文幹的部队全部溃散。七月五日，杨文幹为自己
的手下所杀，宇文颖则被李世民捉住，在送到长安被李渊质问后斩首。

　　以上就是杨文幹事变的过程。

　　说明：除了红字部分外，其余的文字全部是照搬的「杨文幹事变、上」的相
关内容，也就是说是照搬的以《资治通鉴》相关部分为本，兼以《旧唐书》、《
新唐书》为补充的史籍上对杨文幹事变的记载。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对杨文幹事变发生在台面之下的相关内容的补充，
与史籍中对杨文幹事变摆在台面上的内容的记载是十分吻合的，是能够自圆其说，
在情理上和事理上都能得到比较完善的解释的。当然，唯一的问题依然存在，那
就是对于这样的台面下的内容，我们无法找到足够的相关史料进行无可置疑的证
明。

　　但在本文中，仍将以这样的假设为真相，这除了因为前面和这里已经说过的
原因外，还有因为只有这样假设，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解释李世民之后境遇的
急转直下。

　　　　　　　　　　　　附：李世民的杨文幹事变

　　前面已经说过，李世民在这场太子之争中虽然曾一度风风光光，呈现出咄咄
逼人之势，但却始终未能对李建成的太子之位产生根本性的威胁。「春江水暖鸭
先知」身为当事人的李世民对此自然是有着切身的感受的。

　　此时的李世民，在外因为李唐王朝统一战争的基本完成，已经不大再有机会
通过战功继续维持自己表面上的进攻态势，在内又因为李渊于李建成天然的，日
益兼顾的同盟关系而越来越丧失通过改变父亲这一最高决策者的态度来扭转乾坤
的可能。

　　在这样的情势下，李建成的一次普通的违例，便给了身为杰出的军事家的李
世民一大机会。他通过对尔朱焕和乔山公、杜凤举以及宇文颖的收买，试图将这
一事件的性质由李建成普通的违例设计为李建成造反的铁案——这一设计如果成
功意味着什么自然不用多说。

　　由于李元吉等人——尤其是封伦，这一点从继位后的李世民，在得知封伦在
这一事件中的立场后的反应，就可以看出他在向李渊营解中所起的重要的乃至关
键的作用——的营解，李世民的设计最终功败垂成。

　　单就杨文幹事变的结局来说，李世民的损失并不是特别严重，至少看上去不
如李建成严重，因为杜淹在秦王府中的分量是远远不能与王珪和韦挺在东宫相提
并论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很快，李世民的境遇就要因此而急转直下了。

[ 本帖最后由 旅馆 于 2009-3-8 20:35 编辑 ]

　　　　　　　　　　　　走向玄武门的道路、上

　　李渊在李唐开国时曾经向突厥称臣，不过这只是当时形势下不得不为之的权
宜之举。①在对内的统一战争还未完全结束的武德五年（公元６２２年）上半年，
他就策划了一次反攻突厥的行动。在同年八月，征询群臣对突厥的政策的时候，
李渊也是拒绝了太常卿郑元璹「战则怨深，不如和利」（《资治通鉴？第一百九
十卷》）的意见，而是采取了中书令封伦「胜而后与和」（同上）的建议。这都
可以看出他在突厥问题上是颇为坚决和强硬的。

　　但在杨文幹事变发生后不久，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人上书说突厥屡
次入寇是长安太繁华了，有东西可掠夺，建议李渊把长安烧毁掉，另外找一个地
方建都。这个建议是颇为荒唐的，但李渊对它竟然很是认可，开始了派人寻找可
建都之地的实际行动。

　　诡异的是他所寻找的这个建都之地，不是「形胜之地」的洛阳，而是「邓、
襄」这一带（河南南部山区到湖北平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选这里做首都，
李唐王朝会失去相当程度的支持力量，可以说是自废武功。李渊对此不可能不清
楚，但他却一副心意已决的样子，不但开始实际行动，更是态度坚定，搞得重臣
们「虽知其不可而不敢谏。」（《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最后在李世民的
切谏下这才作罢。

　　通观前后，这段时间里突厥的入寇状况，远不至于让能以晋阳孤地起兵，争
夺天下的李渊害怕成这样，而在之后的时间里，面对突厥更加频繁入侵的状况，
他却再也没有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因此，李渊这次诡异的表现，就只能理解为是摆给李世民的一个态度和警告，
告诉他自己现在已经下定了决心：一旦李世民再做出什么让他难以容忍的事情，
他不会再投鼠忌器，即使需要付出使李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大为削弱的代价，他也
一定会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的。

　　对比之前的态度，李渊的这一转变可以说是巨大的，更是十分突然的。这样
巨大而突然的转变，只有以上文中假设的杨文幹事变为真相，才能够得到圆满的
解释。

　　①：当隋末之时，突厥强盛，当时各大割据势力多与之联合，然其用意虽是
挟外援以自重，但由于处之不当，往往成为突厥制约、平衡乃至进军中原的棋子。

　　李渊在未起事之前，曾屡次与突厥交兵，在其起兵之后，与突厥的关系便不
能不提上日程，起事后的第二个月，即隋恭帝义宁元年（公元６１７年）六月，
李渊制定了对突厥的政策。对此《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四卷》记载如下：刘文静
劝李渊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渊从之，自为手启，卑辞厚礼，遗始毕
可汗云：「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之时。若能与我俱南，
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受宝货，亦唯可汗所择。」始毕得启，谓其大臣曰
：「隋主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来，必害唐公而击我无疑矣。苟唐公自为天子，
我当不避盛署，以兵马助之。」即命此次意为复书。使者七日而返，将佐皆喜，
请从突厥之言，渊不可。裴寂、刘文静皆曰：「今义兵虽集戎马殊乏，胡兵非所
须，而马不可失；若复稽回，恐其有悔。」渊曰：「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
请尊天子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改易旗帜，杂用绛白，
以示突厥。渊曰：「此可谓‘掩耳盗钟，’然逼于时事，不得不尔。」乃许之，
遣使以此议告突厥。

　　与突厥相结的建议是刘文静首先提出来的，之后与突厥的交往，直到他被处
死前，也主要是由他负责进行。武德二年的九月，李渊不顾李世民等人的再三劝
阻，坚持处死了刘文静，对此《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七卷》记载如下：民部尚书
鲁公刘文静，自以才略功勋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议，寂有所
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静与弟通直散骑常侍文起饮，酒酣怨
望，拔刀击柱曰：「会当斩裴寂首！」家数有妖，文起召巫于星下被发衔刀为厌
胜。文静有妾无宠，使其兄上变告之。上以文静属吏，遣裴寂、萧问状，文静曰
：「建义之初，忝为司马，计与长史位望略同。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
异众人，东西征讨，老母留京师，风雨无所庇实有觖望之心，因醉怨言，不能自
保。」上谓群臣曰：「观文静此言，反明白矣。」李纲、萧皆明其不反，秦王世
民为之固请曰：「昔在晋阳，文静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悬
隔，令文静觖望则有之，非敢谋反。」裴寂言于上曰：「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
复粗险，今天下未定，留之必贻后患。」上素亲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辛未，
文静及文起坐死，籍没其家。

　　因为刘文静是李世民最早的坚实支持者，有的论者就此认这表明了早在这个
时候，李渊就对李世民十分猜忌防范。这样的分析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持，因此本
文并未论及。当然，像刘文静这样一个对李渊来说仅次于裴寂的第二重臣的死，
仅仅归结于李渊的喜怒无常，赏罚任意，归结于「觖望之心，因醉怨言」等类似
的小过失也是不妥的。

　　事实上，已有论者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分析，得出了刘文静之死是因为他在对
突厥的态度上与李渊有着比较巨大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的结论，本人认同这一观
点。这里的冲突，就是正文所说的李渊向突厥称臣只是当时形势下不得不为之的
权宜之举，主要的出发点是——也只是——达到与突厥搞好基本的关系，确保它
不对自己的起事和统一之路制造太大的障碍，而绝不能容忍突厥达到对自己的势
力和政策有能力干预乃至控制的程度，而刘文静的对突厥政策，则恰好很可能形
成这样的局面。（仔细阅读所引的《通鉴》第一段的记载，就可以看出，这样的
冲突，在刘文静提出与与突厥相结的建议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因此，在刘文静未能将自己的对突厥政策调整到与李渊一致的情况下，他的
死也就成了必然。身为李渊第一腹心的裴寂「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今天下
未定，留之必贻后患。」的话，并非诬陷，也非无的放矢，而是针对这一情况的
切实之言。

　　不过有的论者在这条路上走的太远，甚至怀疑李世民与突厥之间有某种类似
秘密协议的东西存在，以此来保障自己手中的兵权并进而为成为自己在太子之争
中的一大法宝。且不说这样的分析根本得不到任何史料的证明，仅仅从情理上就
可以将之否定了，因为这样的一个李世民，绝不会成为天可汗，而很可能会是儿
皇帝石敬瑭。

[ 本帖最后由 旅馆 于 2009-3-8 20:36 编辑 ]

　　　　　　　　　　　　走向玄武门的道路、下

　　虽然李渊的警告只是让李世民别再有非分之想，安于一个普通皇子的本分，
只是断绝了他政治上的前途，并不是要完全剥夺他政治上的地位，更没有要取其
性命的意思。但稍后的胡马事件，却说明了他的底线实际上比这更低。

　　胡马事件的经过大致如下：李渊在长安城的南面围猎，李建成、李世民、李
元吉三兄弟一起陪同。李建成把一匹膘肥体壮，却喜欢尥蹶子的胡马送给李世民
骑乘。在李世民骑乘的过程中，胡马好几次尥蹶子，但都被他成功化解，分毫未
损。李世民对大臣宇文士及说：「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何伤乎！」李建
成在让李渊的嫔妃把这话告诉李渊的时候，歪曲成了：「秦王自言，我有天命，
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结果李渊大怒，任凭李世民怎样解释，请求查实对
证，李渊都是「怒不解」，只是因为收到了突厥大举入寇的报告，才「改容劳勉
世民」，与他商量应对办法。（本段所引皆出《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

　　李渊不追究李建成谋害弟弟的举动，反而对嫔妃的歪曲听之不疑，不给李世
民自明的机会。这不能不让李建成、李元吉觉得，自己一旦成功将李世民谋害，
也很容易找到理由将李渊蒙蔽过去，退一步说，即使李渊得知了真相，对他们的
处置也不会太过严重。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李元吉固然是更加无所顾忌，李建
成也改变了以前的态度，对从肉体上将李世民消灭这样的办法不再坚决制止，而
是默许乃至参与其中。

　　当然，对来日方长的李建成来讲，他即使非要将自己的这个弟弟消灭，那也
大可以留待将来，在李渊去世，自己登基后再采取这一步的行动。所以除非是不
流血的斗争无法达到正常继位的目的，李建成是不会轻易冒得罪李渊的风险，采
取这样的极端手段的。

　　对李世民来讲，如果说他在以前，还能既望于自己的这个兄长，希望李建成
能在现在和将来放过自己一马，那在杨文幹事变、迁都事件、胡马事件之后的现
在，他就再也没法报有类似的期望了。

　　在走到了现在这一步后，李世民就算能够放下自己的雄心壮志，他也会发现
自己已经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只能在死和成为太子（皇帝）这两条极端的路中选
择一条走下去了。只要李世民还不愿束手就擒，只要他还不能心甘情愿的放弃自
己的生命，他就一定会选择另外那条路。

　　在进行了选择之后，李世民很快就展开了行动，这种行动包括中央和地方两
方面。

　　在中央的实力对比上，李世民本就有较大的劣势，现在更是岌岌可危。在这
一方面，他的主要方向是自保，包括继续加强自己府邸卫队的实力；收买东宫的
官吏，以便提前了解李建成、李元吉的行动方向和计划；借助包括自己这一派的
大臣等政治势力，对李渊施加影响，迟缓他对李建成、李元吉放任的尺度加大的
速度，更阻止他直接对自己下手。同时，他也考虑到了不得不在中央发难的可能，
采取了一些应急准备，包括将玄武门这一关键所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

　　李世民的优势主要在地方，他主要的着力之处也在这里，其中主要是以洛阳，
这一他有着很深基础的「形胜之地」为中心。为此他不但安排了心腹温大雅在洛
阳坐镇，继续政治上的经营，更是派遣了张亮率领一千多个忠于他的将士前往，
加强在那里的军事实力，又「多出金帛，恣其所用」的「结纳山东豪杰」，使其
成为可靠的根据地和大本营。以便在「一朝有变」的情况下前往「保之」。（《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

　　同样的，李建成和李元吉也采取了中央和地方的两手准备。

　　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优势当然是在中央，在这里他们首先是继续壮大自己卫队
的实力，使其对李世民的优势进一步增强；其次，利用他们远比李世民强大的政
治势力进行活动（这政治实力包括他们自己，他们这一方的大臣，倾向他们的后
宫嫔妃等等），对李渊施加影响，一方面是试图借助他的手将李世民除掉，另一
方面是让他对自己更加宽容和放纵，为自己取得更大的打压和削减李世民实力的
空间；第三是将终于李世民的谋臣猛将从他身边调走，同时，也尝试对这些人进
行收买；第四，策划和实施下毒等直接将李世民从肉体上消灭的阴谋；第五，将
李世民困在中央，不让他有去自己地盘上大展手脚的机会。

　　相比中央，他们对地方的重视程度要小很多，这与他们的基础太过薄弱有关，
更与他们决心在中央解决李世民的策略有关。在这里，他们所采取的一些措施，
主要的目的只是使李世民被处置之后，忠于他的地方势力反叛的可能和危害性降
低。

　　在中央的较量之中，李建成等人无疑是占据了上风的，其中更重要的就是成
功地将李世民困在了长安。在后来的时候，对「一匹夫尔」（李建成语，见《资
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的李世民，他们已经可以将李渊的反应和感受放在
一边，堂而皇之的策划公然将其杀死的阴谋了。

　　李渊并非一个昏庸的帝王，他对自己的儿子们的明争暗斗并非不知情，但他
却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来进行防范和制止。他的这种态度，与他毕竟是一个
父亲不无关系，更与此时日益严重的突厥外患有关。在强大的军事威胁下，李渊
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李世民的权力（兵权）。

　　不管李渊的出发点是什么，他的这种态度都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让
李建成和李元吉无所顾忌，将李世民的空间逼迫的日益狭窄，另一方面则是让李
世民觉得自己还没有被逼到绝境，使早就有了在绝境下铤而走险的打算，也相应
做出了一些长期安排的他，迟迟没有做好实际的准备。

[ 本帖最后由 旅馆 于 2009-3-8 20:37 编辑 ]

　　　　　　　　　　　　　　玄武门之变、上

　　就这样，时间走到了武德九年（公元６２６年）的六月，走向了玄武门之变。

　　在叙述玄武门经过之前，将稍前一段时间里，李渊、李世民、李建成和李元
吉等人的状况介绍一下：

　　李渊已有杀李世民之心，只是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①

　　突厥入侵，李建成推荐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北征抗敌，得到李渊许可。李元吉
乘机将忠于李世民的猛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调入北征的军队，
秦王府的卫队也在调动之列。他们还计划在出征的时候，借李世民前去饯行的机
会将其杀死。②

　　李世民已经感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又因为东宫官员王晊的告密，得知了李建
成和李元吉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已经下了铤而走险的决心，他的打算
是在李元吉对他动手之后「以义讨之」。但在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
如晦、侯君集、张公谨等人的强烈反对和劝说下，放弃了这个计划，决心在李建
成和李元吉的计划之前展开行动。③

　　①：《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六月，丁巳，太白经天。」条下有如下
一段记载：建成、元吉与后宫日夜谮诉世民于上，上信之，将罪世民。陈叔达谏
曰：「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
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请杀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
功，罪状未著，何以为辞？」元吉曰：「秦王初平东都，顾望不还，散钱帛以树
私恩，又违敕命，非反而何！但应速杀，何患无辞！」上不应。

　　李元吉直言建议李渊杀掉李世民，李渊对他的建议没有丝毫反驳批评的意思，
这就表明他内心已经有了杀掉李世民的心思，而他「何以为辞」的言语则表明他
的这一决心还不够坚定，犹豫不决。

　　②：《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六月，丁巳，太白经天。」条下有如下
一段记载：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鸩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扶
之还西宫。上幸西宫，问世民疾，敕建成曰：「秦王素不能饮，自今无得复夜饮。」
因谓世民曰：「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为嗣，汝固辞；且建
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
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
世民涕泣，辞以不欲远离膝下，上曰：「天下一家，东、西两都，道路甚迩，吾
思汝即往，毋烦悲也。」将行，建成、元吉相与谋曰：「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
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数人上封事，
言「秦王左右闻往洛阳，无不喜跃，观其志趣，恐不复来。」又遣近幸之臣以利
害说上，上意遂移，事复中止。

　　这段记载在①所引用的段落之前。李世民吐血之事，按《通鉴》文字记载，
显然是因为李建成在酒中下了毒。然而后人对此记载颇为怀疑，认为是史官造假。
怀疑的理由不外两点，一是在两方的争斗已经到了这样的你死我活的关头，李世
民为何还敢轻身前去赴宴并放心吃喝；二是若李世民果真中毒甚深「吐血数升」
（这里的数升不应看成实数，只是表明吐的不少，情况严重），那在仅仅三天后
的玄武门之变中，他怎么能够像个没事人一样生龙活虎。

　　对于第一点，其实很好解释，虽然两方已经势同水火，但毕竟都是皇子，又
是一朝之臣，表面上的面子功夫还是要做的，李建成和李元吉计划在出征的时候，
借住李世民前去为他们饯行的机会将他杀死，也说明了这一点。另外，李世民并
不是单身赴宴，至少有扶他还宫的淮安王李神通等这样一些重要人物同时在场。

　　对于第二点，则纯粹是误读史书。《通鉴》此卷在六月丁巳（即六月初一）
条下，所记的，有李世民派温大雅镇洛阳，派张亮前去洛阳接纳山东豪杰，他为
此而被李元吉告发下吏考验以及他无论如何也不开口最终被释放的事情；有这次
的李世民饮酒吐血之事，李渊因此而打算让其前往洛阳镇守以及最后改变主意的
事情；有「建成、元吉与后宫日夜谮诉世民于上，上信之，将罪世民」，得陈叔
达进谏乃止，以及①所引用的段落中所言之事；有「秦府僚属皆忧惧不知所出」，
房杜、长孙无忌等人进言劝李世民诛建成、元吉的事情；有李建成李元吉收买尉
迟恭未果，试图派刺客将其暗杀，刺客不敢下手等等的事情……

　　玄武门之变发生在六月初四，在这短短的数天里，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发生这
么多的事情，《通鉴》在记载某一重大事件时，往往将事件的前因与相关线索放
在该事件的正文之前，便于读者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因为《通鉴》将李世
民吐血之事放在六月初一条下，就认为这是在六月初一到六月初四之间发生的事
情，是缺乏对《通鉴》的基本认识所至。

　　因此这两点看上去很有说服性的质疑理由事实上都是靠不住的。而玄武门之
变后发生的一件不为大多数人所注意的小事，更是从正面给出了李世民吐血乃至
中毒是真的证明。

　　《新唐书任瑰传》中有如下一段记载：高祖之晋阳，留隐太子托之。义师起，
瑰至龙门请见……瑰弟璨，为隐太子典膳监。太子废，璨得罪，瑰亦左授通州都
督。贞观四年卒。

　　《旧唐书任瑰传》中所记如下：及高祖讨捕于汾、晋，瑰谒高祖于辕门，承
制为河东县户曹。高祖将之晋阳，留隐太子建成以托于瑰。义师起，瑰至龙门谒
见……隐太子之诛也，瑰弟璨，时为典膳监，瑰坐左迁通州都督。

　　玄武门之变后，东宫旧臣几乎无一获罪，甚至对杀了敬君弘的冯立等人，李
世民也未进行追究，但他却对一个小小的东宫典膳监任璨下手，甚至牵连到了他
身份不低的哥哥任瑰，这没有相当的理由是难以想象的。而身为东宫典膳监的任
璨，想要制造这样的理由，基本上只有在饮食上做手脚才有可能。因此，李世民
吐血以及吐血是因为李建成下毒的记载是可靠的。（注：关于李世民吐血中毒之
事，《沉醉唐风历世文化论坛》的管理员萧让有专文论之甚祥，本注视相关部分
多有借鉴引用，在此予以说明并致以谢意）

　　③：《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六月，丁巳，太白经天。」条下的相关
记载十分详细和精彩：

　　秦府僚属皆忧惧不知所出。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谓比部郎中长孙无忌曰：「
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
事以安家国。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无忌曰：「吾怀此久矣，不敢
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龄谋之，玄
龄曰：「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今日忧危，乃天赞也，愿大王勿疑。」乃与
府属杜如晦共劝世民诛建成、元吉。

　　世民腹心唯长孙无忌尚在府中，与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右候车骑将军三水
侯君集及尉迟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世民犹豫未决，问于灵州大都
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世辞；世民由是重二人。

　　会突厥郁射设将数万骑屯河南，入塞，围乌城，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
征，上从之，命元吉督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救乌城。元吉请尉迟
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与之偕行，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
士以益元吉军。率更丞王晊密告世民曰：「太子语齐王：「今汝得秦王骁将精兵，
拥数万之众，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
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授吾国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
‘」世民以言告长孙无忌等，无忌等劝世民先事图之。世民叹曰：「骨肉相残，
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敬德曰：
「人情谁不爱其死！今众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不以为
忧，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
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无忌曰：「不从敬德之言，事今败矣。敬德等必不
为王有，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复事大王矣！」世民曰：「吾所言亦未可全弃，
公更图之。」敬德曰：「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大王素
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

　　世民访之府僚，皆曰：「齐王凶戾，终不肯事其兄。比闻护军薛实尝谓齐王
曰：「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终主唐祀‘齐王喜曰：「但除秦王，取
东宫如反掌耳。’彼与太子谋乱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乱心无厌，何所不为！
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复唐有。以大王之贤，取二人如拾地芥耳，奈何徇匹夫
之节，忘社稷之计乎！」世民犹未决，众曰：「大王以舜为何如人？」曰：「圣
人也。」众曰：「使舜浚井不出，则为井中之泥，涂廪不下，则为廪上之灰，安
能泽被天下，法施后世乎！是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盖所存者大故也。」世民
命卜之，幕僚张公谨自外来，取龟投地，曰：「卜以决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
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于是定计。

[ 本帖最后由 旅馆 于 2009-3-8 20:42 编辑 ]

　　　　　　　　　　　　　　玄武门之变、中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傅奕星谏的事件：

　　六月初一，太白经天。六月初三，太白复经天。在第二次发生太白经天的天
象后，掌管天文历算的太史令傅奕，在当天给李渊上了封密奏说：「太白见秦分，
秦王当有天下。」这种天象和解释，在那时是可以作为谋反的确切证据的。①

　　李渊将这封密奏交给了李世民，想要让他自杀。李世民没有选择自杀，而是
也给李渊上了一封密奏，诬告李建成和李元吉。这封密奏的具体内容，为李世民
带了重大的成果：李渊先是「愕然」，然后回答他说：「明当鞫问，汝宜早参。」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要在第二天的时候，在裴寂、萧瑀、陈叔
达等重臣的陪同下，让他们三兄弟当面对质。②

　　第二天（六月初四），就发生了著名的玄武门之变。这里将其经过叙述如下
（主要依据《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的相关部分）：

　　首先，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等人伏兵玄武门。

　　紧接着，李渊的嫔妃张婕妤，从李世民的密奏中得知了他的意图，派人将消
息报告给了李建成。李建成与李元吉商量，李元吉打算采取严兵防守，「托疾不
朝，以观形势。」的办法，李建成则认为军队的防备已经足够严密，不会发生什
么意外。最后两人一起前去朝见李渊。③

　　此时李渊已经将裴寂、萧瑀、陈叔达等人召集到了身边，等着三个儿子前来
对质。

　　李建成和李元吉在穿过玄武门走到临湖殿的时候，感觉到了变故，企图返回
东宫。李世民从后面呼叫二人停下，李元吉回头张弓冲他连射三箭，但心慌意乱
之下没能射中，李世民一箭将李建成射死，此时尉迟敬德率领七十余人赶到，将
李元吉射下马。然后是李世民的马失去控制跑到了树林子里，他本人也因为腰带
被树枝挂住了，倒在地上起不来，李元吉夺了他的弓准备绞杀他，结果被尉迟敬
德赶走并杀死。

　　消息传到了东宫和齐王府之后，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等将领，率两府精兵
二千人前来攻打玄武门。在众寡不敌的情况下，多亏神力惊人的张公瑾独力将大
门关上，玄武门才没被攻破。

　　当时在玄武门宿卫的军队（直属皇帝本人的武装力量），大多持观望态度，
只有敬君弘挺身助李世民作战，他的亲随劝他观望一下，等兵力集结起来后再列
阵出战。敬君弘没有听从亲随的意见，与同是玄武门守将的吕世衡一同冲出玄武
门作战，结果两人都战死了。

　　眼见无法将玄武门攻破，东宫将领薛万彻就率兵转而进攻秦王府。此时秦王
府的兵力大都在外，府中的守卫能力极弱，守卫的将士都很担心害怕。尉迟敬德
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首级割下来，送到秦王府示众给东宫、齐王二府的兵将看，
二府的兵将因而溃散，薛万彻和冯立等人也逃跑了。

　　此时李渊正在海池乘舟游玩（海池在太极宫后，玄武门之内，太极宫的第一
大宫殿太极殿是唐前期皇帝视朝听政的地方），李世民派全身披挂，手持长矛的
尉迟敬德去面见他。李渊大惊失色，问他是谁作乱及他此行的意图，尉迟敬德回
答他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④

　　李渊询问身边的大臣该怎么办，萧瑀、陈叔达回答他说李建成和李元吉是咎
由自取，并劝他立李世民为太子，表示这样就不会再发生什么事端了。李渊表示
这立李世民为太子是他的夙愿。

　　此时东宫、齐王府的兵将仍在与李世民的秦王府将士作战，尉迟敬德就请求
李渊颁布亲笔诏旨，将他们都交给李世民处分，李渊依言下旨。李渊的圣旨宣布
后，战斗便停止了。

　　然后李世民觐见李渊。

　　然后是李建成的五个儿子和李元吉的五个儿子全部被处死。

　　最后是下诏赦天下，稳定局面并为这一事件定性，同时「国家庶事，皆取秦
王处分。」至此，玄武门之变宣告结束。

　　①：据近人科学考证，所谓的太白经天的天象，在当时确有发生。

　　②：《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卷》该段原文如下：己未（六月初三），太白复
经天。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上以其状授世民。于是世民
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且曰：「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
建德报雠。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上省之，愕然，报
曰：「明当鞫问，汝宜早参。」

　　③：李建成和李元吉在知道消息后的态度，很明显的体现了当时已经白热化
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形势，事态已经接近临界点，即使没有发生傅奕密奏之
事，这种局面也不会维持太久了。而李建成的自信则说明了他认为此时的形势已
经一切尽在自己掌握之中，如果把玄武门之变这一意外事件排除在考虑之外，李
建成的这一主观看法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客观的。至于李元吉的反应，则与他多次
与李世民一同征战的经历不无关系，李世民多次以少胜多，在看似希望不大的劣
境下获得最后胜利的例子，让他对李世民有了种敬佩乃至畏惧的心理，也就是说，
在他看来，无论形势如何不利，都不能排除他这个二哥出其不意的翻盘的可能。

　　④：这一段《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的原文如下：方泛舟海池，世民使
尉迟敬德入宿卫，敬协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惊，问曰：「今日乱者谁邪？
卿来此何为？」对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
宿卫。」

　　这一段记载实在有趣，为了便于后文的分析，将原文引在这里。

[ 本帖最后由 旅馆 于 2009-3-8 20:43 编辑 ]